2025-09-18 产品展示 165
硬汉一生不低头。
1
陈独秀悲剧，建党初期已定。
1920年2月，苏俄顺利征服了西伯利亚区域。考虑到对遥远边疆军政事务进行有效管理的便利性，苏联在国土的最东端设立了远东共和国以及远东管理局。
远东共和国虽在名义上拥有独立之身，实则充当着苏俄与日本之间的缓冲地带。远东局的使命是主导远东共和国的运作，并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积极推动共产党组织的建立。
自“五四运动”爆发以来，秉持马克思主义理念的中国同仁，不久便有幸与远方的俄国战友们相遇。
春暖花开之际，远东局派遣的维经斯基代表莅临北京，与李大钊进行了亲切会谈。李大钊随即热切地将他引荐给了上海的陈独秀。维经斯基随即前往上海，与陈独秀进行了深入会晤。
双方交谈融洽，就众多议题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在此背景下，他们于上海陈独秀的居所共同创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党小组成立，经费不足。
革命需巨资。
无论是传播理念、吸纳人才，抑或策划学生与工人的罢课活动，资金的投入都是至关重要的。即便是发行几本刊物，也离不开纸张和印刷设备的购置。
“我们能否考虑由远东局每月提供资金援助？”
陈独秀拒绝，言。革命，从根本上讲，是我们肩负的使命。虽得助力，心中自是喜悦，但即便身处孤立无援之境，我们也必须坚定地继续前行。仰赖他人之财富来推动革命，实非明智之举。。
领取他人财物，便须遵循其设定之规矩。自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资助以来，便不得不遵从其发出的指令，从而导致中共逐渐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沦为了共产国际的附庸。
陈独秀性情坚毅，绝不受制于人，故此，他毅然割舍了金钱的诱惑，宁愿选择清贫的生活方式，亦坚持其独立自主之志。
翌年，共产国际的使者马林莅临我国，参加了“一大”会议，并再次提出了资金支援的动议。此动议的先决条件是，必须提交一份详尽的工作规划与预算书。
陈独秀缺席了“一大”会议，返沪后得知马林的提议，情绪激愤。他质问，我们的工作应当自主进行，何必事事向共产国际请示？难道我们沦为附庸了吗？
陈独秀再次拒绝。
张太雷在为马林担任翻译时，特意向他指出，全球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均由第三国际所引领，中国亦不例外。
陈独秀起身愤然。
“各国的革命运动皆承载着各自独有的历史背景与挑战，我国，作为一个在生产力领域相对发展较慢的国家，坚定不移地秉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应当坚守独立自主的信念，凭借自身实力去处理各项事务，坚决不随波逐流，不受他人操控。
他的观点毫无异议，但建党与革命行动的确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那么这一难题又该如何破解呢？
陈独秀在投身革命事业的征途中，亦在亚东图书馆兼职担任编辑一职，每月所得300银元，他意图利用这份业余收入，为革命事业提供经济上的助力。
起初，陈独秀尚能勉力支撑，但随着党组织活动的日益增多，开销也随之水涨船高，稿酬渐渐无法满足需求。加之他事务繁忙，几乎无暇他顾，著述之事亦逐渐荒废。
在资金拮据之时，我常步入亚东图书馆，与汪孟邹深入交流，尽管言谈甚多，却迟迟不愿离开。汪孟邹洞悉陈独秀的用意，便主动关切地询问，他是否需要动用部分资金？
陈独秀点头，收钱后简短交谈便离开。
陈独秀苦心经营。
踏入1922年，陈独秀深切地感受到个人开销不断膨胀，而他的收入却显得杯水车薪，捉襟见肘。若要继续投身于革命事业，他不得不依赖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没有这笔资助，众多事务将难以顺利进行。
在1922年7月的“二大”会议中，正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该决议案内含了一系列严谨的规定：
现今，全球范围内，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实阵地，唯有诞生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果实之上的俄罗斯第三国际共产党。
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政党，中共自踏入第三国际的行列，便确立了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中国共产党支部地位。
凡党员若拒不接受国际共产党所确立的全面条件和原则，其党籍理应予以取消。（此规定尤为至关重要。）
既然明确了上下级的隶属格局，共产国际便亟需着手解决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经费困境，务必在既定的时间框架内成功汇入资金。
在随后的报告中，陈独秀明确指出，从“二大”至“三大”的短暂一年里，所有经费均得以共产国际的资助为支撑。
截至1927年，仅仅半年时间便投入了百万资金。若非共产国际的援助，仅凭陈独秀那有限的稿费收入，又怎能承担起如此巨额的支出？
世间万事万物均有其两面性，共产国际所给予的财政援助虽解了燃眉之急，却也导致了党组织自主权的丧失。在直面苏俄之际，我们似乎难以昂首挺胸，言语间亦略显无力。
接踵而至的挫折，乃至陈独秀的悲剧，无不与此息息相关。
2
陈独秀的言论在当时并未引起广泛关注，而他此后的人生历程，始终与国民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1922年，为了促进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共产国际提出建议，要求共产党员积极加入国民党。
一方面，他们倚靠国民党的强大根基，借助其完善的组织架构迅速拓展并壮大；另一方面，尤为重要的是，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培育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与资源，不仅每年提供资金和武器援助，更派遣了众多顾问前往广州，亲自指导国民党的军事与政治改革工作。
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仅拥有数百名党员的现实，对其能否实现重大事业，始终抱持着深刻的疑虑。
想保持独立自主的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吵了好几次，不同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他视国民党为各派系汇聚而成的松散联盟，心中对其持有明显的轻视。鉴于中共力量相对薄弱，他加入国民党后，不仅难以与之抗衡，反而面临被其同化甚至消解的威胁。
那时何必革命。
马林未能成功说服陈独秀，于是径直将情况上报至莫斯科。不久，莫斯科便下达了明确指令，要求陈独秀与中共携手合作，全力支持马林的工作，并积极加入国民党。
作为共产国际旗下的一分子，陈独秀承当起贯彻其指示的重任，由此拉开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序幕。
回望那段时光，此次合作对于中共而言，无疑是一次积极的飞跃。以党员规模为证，自1921年“一大”的57位党员起步，经过不懈奋斗，至1925年的“四大”时，党员队伍已壮大至994名。
自国共合作引领大革命与北伐运动开展以来，至1927年4月，党员人数迅猛攀升，已达5.7万人，增长速度呈现出指数级的飞跃态势。
然而，陈独秀心头苦涩难当，苏联与国民党似乎对他都怀有敌意。
1926年开篇之际，国民党即将迎来“二大”的召开，届时将进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选举，该委员会将确立为党的最高领导中枢。
中共正积极筹划与国民党左翼力量的紧密协作，力图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中争取到充足的选票支持，以便在中执委中占据多数席位。此举将使党派获得显著的话语权，为未来的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石。
陈独秀曾表示，我们并非执着于获得多数席位，七个席位足矣。考虑到这是国共合作的格局，这样的请求难道是过分的吗？
苏联驻广州顾问鲍罗廷曾郑重指出，贵方所拥有的代表席位已触及上限，最多只能占据四席，超过此数便难以实现。
陈独秀：7个。
鲍罗廷：4个。
最终，陈独秀未能击败鲍罗廷，仅成功争取到四个席位，遗憾地未能达成既定的目标。
鲍罗廷话语直率，诚恳地请求大家暂停纷争。若是各位占据过多席位，恐将使得中立派感到恐慌，甚至可能激怒保守派力量，这无疑对整体的团结极为不利。
这实则只是鲍罗廷的表面言辞，实则他必须严格遵循共产国际的指令，全力以赴地推动国民党的发展。他所亲自挑选的国民党领导人，分别是汪精卫与蒋介石。
鲍罗廷深信不疑，将他们二人视为推动中国革命未来的核心力量，决心给予重点培养。而中共的知识分子，则暂时被置于后续考虑之列。
陈独秀不畏艰辛，奔波劳碌，历尽千辛万苦，终以极大的努力赢得了三分之一的席位。在这总计60个正式和候补执委的席位中，共产党员成功夺得14席。
李大钊、恽代英等七位同志担任了正式执委职务，毛泽东与邓颖超同志则被列入候补执委名单之中。
陈独秀尽力了。
“太上皇”鲍罗廷精心培育的蒋介石，在“二大”上一举斩获辉煌胜利，此举进而掀起了两起重大的事件波澜。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干预下，中共遭到极大的削弱，而这又成为陈独秀的罪名
第一个大案是中山舰事件。
彼岁三月，海军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受命出征，指挥中山舰驶向黄埔，宣称肩负着举足轻重的使命。
李之龙未经深思熟虑，便将中山舰驶向黄埔。蒋介石对此感到意外，他问：“并未接到调动舰艇的命令，你将中山舰带到此处，究竟有何图谋？难道是想发动一场政变？”
李之龙心中充满疑惑，这并非出自蒋介石的命令，那么幕后黑手究竟是谁？与此同时，有关苏联顾问及共产党员企图绑架蒋介石的流言亦开始在民间传播开来。
蒋介石恪守“宁可信其有，不可传其无”的信条，毅然决然地拘捕了李之龙，并对众多共产党员及苏联顾问展开了严密监视与软禁。
“中山舰事件”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国民党觉得苏联、中共的权力太大，准备搞几个大案夺回权力。
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意见，必须强硬反击，才能遏制蒋介石的野心，保住中共的生存空间。
怎么反击呢？
彼时，蒋介石的权力根基尚显薄弱，他们成功与汪精卫取得联系，并说服了与蒋介石存在分歧的军方将领，再加上苏联顾问的助力，共同将初露锋芒的蒋介石压制住。
结果莫斯科回电：
共产党的力量雄厚，几乎将所有权力牢牢握于手中，但这或许对整体的团结并无益处。
此外，鲍罗廷与苏联顾问秉持同一立场，向莫斯科报告称：“蒋介石毫不动摇地站在左翼阵营之中，其值得全然信赖。”
共产国际代表进而提出一项严格的要求，即中共必须主动辞去在国民党内的领导职位。这一要求的逻辑基础在于，革命胜利的成果应由国民党来整合全国政权，因此共产党人不得担任要职。
蒋介石由此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汪精卫不得已远赴海外进行考察，同时，众多共产党员也陆续离开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导致其实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
该部队自此成为蒋介石的黄埔嫡系劲旅，而国民政府中众多出自黄埔的高层官员，无一例外均出身于第一军。
陈独秀态度如何？
陈独秀对中山舰事件的关注显得冷漠。该事件在上海引发热议后，他延迟数周方才听闻，而蒋介石与苏联早已对此事进行了妥善处理，陈独秀的立场对事件的影响微乎其微。
第二个大案是整理党务案。
“中山舰事件”甫过两个月，国民党迅速召集了二届二中全会。在此会议上，蒋介石明确提出，为防止国共关系演变成党内纷争，亟需采纳有效策略，以消弭双方的误解。紧接着，他提出了《整理党务决议案》。
主要是几个内容：
在各级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中，共产党员所占比例上限不得逾越三分之一的限制。共产党员不得出任各部部长职务，同时，凡参与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必须向国民党主席呈报，并予以妥善保管。
蒋介石方案欲削弱中共势力。。
陈独秀愤慨至极，鉴于蒋介石缺乏武德，我们再无继续携手之理，遂决定退出国民党，还谈何合作？
他在向共产国际提交的报告中表达了对国共两党从党内合作模式向党外联合策略过渡的期待。
但是共产国际不同意，维经斯基跑去上海，把陈独秀给批评了一顿，说坚决不能退出，莫斯科已经决定了，中共必须留在国民党内。
缘由仍旧是那陈词滥调，动辄提及国民党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政党，以及蒋介石的可靠性等话题。
陈独秀，认了。
至1927年三月，蒋介石所率北伐军已成功占领上海。陈独秀敏锐地察觉到局势的异常，随即向党内同志发出警示，强调若要展开抗争，务必迅速做好万全准备。否则，拖延时日，问题终将无法避免。
苏联和共产国际对陈独秀的选择充耳不闻，转而将期望寄托于汪精卫前往南京，意图通过此举削弱蒋介石的权势，并迫使他不得不遵从苏联的号令。
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斯大林在莫斯科给中共发电报， 当前必须暂时抑制战斗的公开动员，严格禁止任何罢工行动的组织，且坚决不容许与国民党军队产生任何形态的对抗。。
勿抵抗。
“或许我们可以考虑进行一定程度的让步，以避免蒋介石倒向帝国主义势力。”
蒋介石的应对，唯有枪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而中共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则是无数生灵的陨落。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已有六年，每当面对重大挑战，陈独秀总会深思熟虑，寻求救亡之道，但最终仍未能找到有效的良策。受限于自身实力，我们难以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每一步行动都必须遵循共产国际的指引。1927年大革命遂失败。
1927年7月4日，陈延年在上海不幸落入敌手，随即遭受了极其残忍的迫害。彼时，远在武汉的陈独秀深感悲痛与忧虑，身心疲惫至极，于是毅然决然地提出了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
说了不算，我辞职。
走到这一步，陈独秀欲卸任亦非轻而易举之事。毕竟，大革命遭受重挫，国共联合已然瓦解，共产国际亟待转移责任，方能持续对全球革命运动发挥领导作用。
若共产国际被指代为中国革命失利的主要责任方，其声誉无疑将遭受严重打击，而未来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也将遭遇重重障碍。
陈独秀是总书记的最佳替罪羊。
“辞职之事，于陈独秀先生而言，实属不可能之选。唯一可行的途径，唯有等待职务被解除。”
于8月7日召开的“八七会议”上，共产国际的代表罗明纳兹对陈独秀展开了激烈的指责，指出其向国民党妥协，并犯下了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随后，党内诸多同仁亦相继对他展开了批评。
实则陈独秀内心深处累积了诸多不快，这一切皆源于你们的指挥，与我又有何干？
3
陈独秀有瑕疵。
在大革命受挫之后，他相继发表了若干表示退让与妥协的言论，这些话语对毛泽东等青年党员的信念造成了严重打击，此后，他们便摒弃了对任何领袖的盲目崇拜。
但陈独秀退让的背景，是苏联和共产国际造成了烂摊子，从来没有武装斗争经验的陈独秀和中共，被逼无奈之下的妥协。
陈独秀的实质性问题在于——他沦为了托洛茨基主义者，且选择站在了与共产国际相悖的立场。。
所谓的托派，最初不过是代指那些坚信托洛茨基主义的人群，而托洛茨基主义，实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独到解读与阐释。
鉴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激烈的权力角逐，托洛茨基的追随者群体沦为了一种致命的标签。一旦有人被贴上这样的标签，他们的命运便注定将走向毁灭。
投身于托洛茨基主义即是对斯大林同志的反对，因此，获得共产国际支持的各国共产党成员，自然应对托洛茨基派别实施坚决的抵制和打击。
怎向斯大林交代？
卸任后的陈独秀，对托洛茨基主义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他坚信托洛茨基的才能远超斯大林，二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共鸣。
1929年，陈独秀携手彭述之等志士仁人，共同创建了托洛茨基派别的组织——“无产者社”。
此举乃极端忌讳，共产国际明确下达了指令，陈独秀若想继续留在党内，则必须诚恳认错，并深刻进行自我反省。
陈独秀意志如铁，毅然决然地拒绝了自我反省的请求，言辞间透露出轻蔑之意：“无需多言，一切后果，自你们一力承担。”
陈独秀遭开除党籍。
被开除党籍的陈独秀，此后无畏无惧，同年12月公开发表了《致全党同志书》，其中对斯大林与共产国际展开了尖锐的批判，并鼓舞同志们一同抵制斯大林。
无奈至此，陈独秀在共产国际引领的共产主义浪潮中，已然沦为一个格格不入的存在。
数年来，陈独秀执掌中国托派组织的总书记之位，此决策背后主要源于两大动机：一方面，他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盲目指令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他对托洛茨基的某些理论表示了共鸣。
尽管如此，在抗战初期的岁月里，他向包惠僧坚定地声明：“我非托派之徒。”
为什么呢？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标志着关乎中华民族命运的民族之战正式拉开序幕。作为炎黄子孙，我们有责任坚定地站在祖国的立场上，与日本展开一场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激烈抗争。
我国的托派分子依旧鼓吹工人阶级无祖国论调，主张武装保卫苏联，并对国共两党进行批判。他们坚信自身是革命中最激进的力量，却未曾深入思考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陈独秀对他们显然不认同。民族利益至上我不是托派，与国托派区分。
托洛茨基曾有意将之纳入第四国际领导层的核心圈，但陈独秀对此并不甚感兴趣，因而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说到底，陈独秀，爱国文人。。
他始终坚守着个人的信念，即便面对党籍被剥夺的严酷处罚，也未曾动摇对共产主义的忠诚信仰。纵使他认同托洛茨基的部分思想，却对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保持着批判的视角。对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他并未抱有任何好感，甚至曾经奋笔疾书，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了激烈的指责，无论对方的身份地位如何显赫，他都不曾有所忌讳。
他性格复杂多面，但绝非叛逆之流，更未曾向命运屈服低头。。
既然如此，为何没平反？
看到此，答案应明。
共产国际的问题其实好说，后来俄罗斯把资料公布出来，已经证明陈独秀没什么问题，都是共产国际在瞎指挥。
但做为中共的创始人、连续五届总书记，被开除党籍后居然不知悔改，反而跑出来另起炉灶，这可是分裂啊，哪个政党都不可能对分裂视若无睹，哪怕陈独秀是文人的无心之过。
若对陈独秀进行全面平反，或许会导致对分裂现象的默许，从而对未来如何正确引导和教育他人、以及如何有效领导团队产生深远影响。
毛主席将陈独秀、高岗、王明三人并列提及，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均涉嫌有“制造分裂”的行为。
若陈独秀能稍微收敛其文人风骨，减轻几分行事急躁，便不至于沦为托派总书记之列。
评价变好了。
托洛茨基
4
陈独秀悲剧为建党初期悲剧。
在那波诡云谲的时代，团结一心，共同寻求着中国发展的未来方向。面对着充满变数的未来，无人能预见到何种理论或是道路将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熠熠生辉。
众人探索，答案不一。
这是他们命运。面对缺乏现成的解决方案，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走弯路的情形。回顾建党之初，鉴于力量尚显薄弱，我们只得在不断的挫折中曲折前行。。
陈独秀与李大钊，均被尊称为“盗火者”。他们不惜以生命为祭，以身作则，向后世昭示了正道与歧途的界限，指明了可行之路，并对不可行之选发出了警醒。
他们成就了我们。
无论陈独秀的评价如何，他的名字早已深深刻印在历史的悠悠长河里。
1942年5月23日，包惠僧重返重庆江津，特地造访了二十余载未曾谋面的老友陈独秀。在重逢的喜悦中，陈独秀欣喜若狂，与包惠僧共享了一顿以四季豆烧肉为佳肴的晚餐。然而，这一餐却意外触发了陈独秀的胃疾，迫使他不得不入院接受治疗。
闻悉陈独秀卧病在床，辛亥革命的关键先驱朱蕴山携手周恩来同志，特地前往其宅邸进行探望。
周恩来步入门厅，立刻热情地打招呼：“独秀先生，阔别重逢，您好。”朱蕴山紧随其后，也应声附和：“独秀先生，恩来公务繁忙，却还特地从重庆远道而来，专程来探望您。”
陈独秀感慨万千，岁月如梭，昔日的风华少年，周恩来也步入了中年的行列。
周总理建议他重返延安，仅需撰写一份检讨书，对过往的失误予以坦白，便可摆脱对过往曲折经历的纠结。
若其愿意亲笔撰写检讨书，以诚认自身之过，则内部纷争便可得以平息，不至于使双方陷入僵局，毫无回旋余地。
陈独秀拒绝回归，王明亦不愿其返。
陈独秀对周恩来言：
李大钊已离世，陈延年也已不在，中央高层如今唯有周恩来与毛泽东可倚重，而我自身也深感力不从心，年岁已高。面对即将到来的中央会议，我该如何是好？我一向不喜随波逐流，难道这次会议真的要空手而归，毫无成效吗？
王明等人在延安散播流言，蓄意中伤陈独秀，诬称其沦为日本人的傀儡，声称他每月接受日本人300元的资助。
鉴于陈独秀曾积极参与托洛茨基派活动，而王明等人亦曾借助苏联的支持，若陈独秀回归延安，他们恐怕难以为自己的立场作出合理的解释。
5月27日，刚毅一生的陈独秀在江津画上了生命的句点，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他未曾向命运低头屈服。
他的一生，宛如《觉醒年代》中那位在狱中高声吟唱《定风波》的英勇形象，其所展现的气概。
不闻林叶响，悠行吟啸间。
竹杖芒鞋，步履轻盈。无畏何惧？
一蓑烟雨任平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