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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吹哨人”去世,曾在波音工作32年,生前称“如果我出事,一定不是自杀”最新消息波音同意付钱达成和解

2025-10-10 意昂体育介绍 170

波音股价在9月26日收盘时冲到221.26美元,资本市场一片欣喜。可就在这一天,查尔斯顿联邦法院收到一份文件,波音同意支付至少5万美元,和约翰·巴尼特的家属彻底了结非正常死亡诉讼。表面看是一个普通的民事和解,实质却是一场围绕美国制造业、企业文化和安全监管的长年暗战的缩影。

这份协议被定义为“全面的、最终的且保密”。意味着巴尼特本人以及他的遗产代表,不管是已经提起的案子,还是潜在的法律纠纷,全都一次性清盘。协议还写明,波音否认任何行为导致巴尼特伤害或死亡。甚至连额外支付金额也不公开。这种干净利落的私了方式,很符合美式企业处理麻烦的习惯。

巴尼特的去世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2024年3月9日,他被发现死在一辆货车里,警方的结论是开枪自杀。这天,他原本要在法庭上作证,指控波音诽谤。作为在波音干了32年的质量控制经理,他在2019年退休后公开爆料公司生产安全问题,并长期与媒体、律师接触。他曾对朋友说过一句“如果我出事,我一定不是自杀”,这是很多人无法忽视的细节。

根据律师公布的起诉文件,波音多年来对他进行所谓的“报复”:调低绩效评分、调离原团队,甚至把他拉进行业黑名单。在美国,这种操作很常见,也很隐蔽。波音通过邮件对外表示“对巴尼特的去世感到难过,并已采取行动处理他曾提出的问题”。这句话听上去很客气,但结合事实去看,无非是给资本市场交的一份安抚答卷。

两个月后,另一名“吹哨人”乔舒亚·迪安猝死。45岁的他在4月30日因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去世。家属说,两周前他还正常生活,突发呼吸困难,住院后病情急转直下。医生的描述令人震惊,肺部完全被细菌填满,几乎粘住。即便依靠ECMO维持心肺功能,最终也没能救回来。迪安曾是势必锐航空系统公司的质量检测员,最早批评公司在737 MAX项目中忽视制造缺陷。势必锐是波音的主要机身供应商,也是2005年从波音剥离出去的老伙伴。

看到这里,不难联想到波音的老问题。自1997年并购麦道后,波音企业文化发生了质的转变,从“管好质量”变成了“利润至上”。重股票市值,轻工程精神,领导层变动频繁,但问责机制缺位。巴尼特生前的爆料很直接:波音为了赶工松掉质量闸门,甚至允许员工从废料箱找零件重新装机。这是对航空安全的最直接威胁,却在公司内部被一层层隐瞒。

事故的代价是生命。2018年10月和2019年3月,两架波音737 MAX分别在印尼和埃塞俄比亚坠毁,造成346人死亡。英国《新科学家》评论,这两个事故让商业飞行的“最安全时期”戛然而止。波音不得不在今年6月宣布拿出超13亿美元来和解两起空难诉讼,罚款4.872亿美元,赔偿金4.445亿美元,另外还要投入4.55亿美元做合规整改,并聘请独立顾问监督。

问题的根子并不只是企业逐利,而是美国政府的监管缺失。几十年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为了省钱,把部分飞机安全认证交给制造商自己做,这等于“裁判和运动员是同一批人”。很多审核员前一天还是政府员工,第二天就进了企业高管班子。美国运输部前监察长夏沃的话很直接,可能你昨天才审查过,这架飞机今天就是你自己公司的。利益搅在一起,审核自然就“放水”。

波音的内部通讯记录早在2020年就透露出更多尴尬细节。有人把737 MAX称为“小丑设计、猴子监管”,足以说明他们对监管体系的不屑。更讽刺的是,美国的“旋转门”不仅存在于监管岗位,还有大量政府前官员去企业充当说客。公开数据显示,2023年美国航空运输行业游说资金达到1亿美元,1018名说客中,65.03%是前政府雇员,波音的游说力量排名第一。

资本市场在波音股价的起伏中寻找机会,消费者和乘客在风险中被动承担信任成本。波音的管理层清楚,支付律师费和赔偿,比面对长时间、高曝光度的诉讼更划算。巴尼特案的和解金中有2万美元是律师费,其余才给了原告。这种金额在波音的财务报表里几乎可以忽略,但在舆论场上,它有隔断争议、封住口的作用。

迪安去世后的舆论反应,明显比巴尼特案更复杂。因为没有出庭、没有枪击现场,没有直接的法律对抗,公众的质疑只能停留在“巧合”的层面。但是两位举报人的相继死亡,还是让很多人不得不联想到波音的内部环境,一个没有真正保护吹哨人的体系,一个争取利润速度快于排查安全隐患的公司。

如果追溯到并购麦道的节点,可以发现这是美国制造业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过去承载工程师精神的企业,在金融化浪潮中迅速抛弃质量优先理念。今天的波音面对事故,只能用和解、游说和资本市场的缓冲来维持运转。安全隐患在生产链里积累,直到付出生命的代价,才换来短暂的舆论冷却。

从法律角度看,波音在巴尼特案中通过保密条款和终止所有索赔的协议,最大限度地封住了口径。这是一种风险管理手段,也是一种叙事的切断。外界无法知道额外的赔偿细节,只能看到5万美元这个最低数字和那句否认声明,“否认并持续否认公司任何行为导致伤害或死亡”。

资本看到的是股价的上涨,家属得到的是有限的赔偿,公众留下的是更多未解的疑问。两起空难的和解、两位吹哨人的去世、几十年的监管漏洞,这些元素拼起来,形成了一幅关于美国制造、企业文化和政商关系的复杂图景。在这个图景里,工程师文化的退场,利润优先的逻辑,和监管体系的自我削弱,共同推动了波音今天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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