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未能面世的自传内容

党史上的杰出人物汪东兴，于2015年8月21日走完百年人生旅程，辞世而去。《人民日报》次日刊登讣告，对其一生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经受了长期考验的忠实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身负党的重要领导职责”。

汪东兴始终坚决反对“四人帮”的行径，在“四人帮”势力横行之际，他虽难以公开发表反对意见，却于暗中默默贡献，为时代做出了诸多积极贡献。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汪东兴成为了抓捕“四人帮”的核心决策者之一，为中国共产党立下了赫赫战功。

步入晚年的汪东兴隐居深宅，虽对时局保持关注，却鲜少对时事发表看法，同时亦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他所出版的回忆录，亦有人质疑存在代笔之疑。他的逝世，让诸多党史中的未解之谜随之消逝。

平静的晚年

位于北京西单东侧的一条幽静胡同内，坐落着一个规模不大的四合院，汪东兴便寓居于此。其北侧毗邻王震的四合院。据常来此地的杨银禄与闫长贵多次所述，汪东兴的四合院并无特殊之处，其布局简朴，仅由两进院落构成，实则相当于一进。院落前方仅设有狭窄的通道，工作人员与秘书便居住于此，而汪东兴则安顿于院落深处。

院中矗立着一棵由汪东兴夫妇亲手栽植的大梧桐，其茂密的树冠几乎覆盖了整个院落。自妻子离世之后，汪东兴每日晨昏必绕树而行，行走三十圈，以此锻炼身体的同时，亦在心中缅怀亡妻。姚湘娥，汪东兴的妻子，1922年诞生于山西运城垣曲县。她于1938年投身革命，起初担任红军的医护人员，随后转入警卫系统，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警卫科内勤组长、治安科副科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办公室政工科长，江西省公安厅科长、副处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等职。

汪东兴育有两位儿子和四位女儿，其中一位女儿不幸早逝。他的长女汪延群长期担任父亲的秘书一职，因此在众多名人对汪东兴的回忆文章中，她的身影出现频率最高。次子汪振凯继承了父亲的事业轨迹，目前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并荣获少将军衔（备注：截至2015年，具体情况未明）。

汪东兴享有正部级以上的待遇，甚至有传言称其级别相当于副总理。与他同住的包括司机、秘书、厨师和公务员共计四人，过去他曾拥有两位秘书。他的专用车辆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负责调配，该局隶属于总参谋部，属于正军级单位。

这位隐居的长者，生前钟爱于挥毫泼墨、漫步庭园以及台球运动。晨曦初露，汪东兴便会起床，步履从容地来到院中徜徉。起初，他每日行走在8公里的道路上，随着年岁的增长和体力的衰退，这一距离逐渐缩减至6公里，继而又降至4公里，直至最终停止。家中那台球桌，乃原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所赠，伍绍祖的父亲曾任中南海行政处处长，伍绍祖自幼便与“汪叔叔”这位父亲的重要同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汪东兴历经四次手术的磨难。1969年4月，他因胃部大出血，不得不切除胃的四分之三。第二次手术同样发生在文革时期，这次是针对前列腺的问题。在退休前夕，汪东兴又遭遇了两次手术的考验。据他的下属所述，汪东兴的病情，尤其是胃出血，与他繁重的工作性质息息相关。“主要是累，并非心情不佳。”杨银禄曾这样解释，汪东兴的工作压力远超常人。他负责政治局常委们的安保工作，在那次胃出血之前，还要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杨银禄表示：“汪东兴承担的工作量巨大，肩负的重任让他夜不能寐，不得不依赖大量安眠药，但我们大家都是如此。”由于高层领导习惯于夜间工作，这导致汪东兴和杨银禄的生活节奏极度不规律。通常，杨银禄能在凌晨一两点入睡，有时甚至到清晨四五点都无法入眠。直到退休，汪东兴的作息才逐渐恢复正常。在旁人眼中，他的身体状况出奇地好。尽管身负四次战伤，动过四次手术，但他在90多岁时依然精力充沛，声音洪亮。晚年的汪东兴常以幽默的口吻自嘲：“我这个人没什么特别的本事，就是活得岁数比较大。”

由弋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弋阳文史资料》中，收录了一篇题为《汪东兴三返故里》的文章。1950年，汪东兴在离别二十余年后，悄无声息地回到了久违的家乡，给父母带来了极大的惊喜，并留下了100万元（按旧币制计算）的生活费用。1973年，汪东兴再次踏上归乡之路，为了不引起地方官员的注意，他事先仅告知家中将有一位秘书前来处理事务。此次返乡，他的主要目的是为父母扫墓。

1989年，退休后的汪东兴回到了家乡，亲自操持姐姐的后事。同时，他将父母的房产无偿捐给了当地政府，用于创办福利工厂。在地方党政领导的陪同下，汪东兴参观了多家企业，深入了解了家乡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的崭新面貌。

2007年，汪东兴重返故里，家乡的面貌并未发生显著变迁。尽管生活仍显拮据，但当地农民们终于告别了温饱问题。自那以后，汪东兴便未曾再踏上弋阳的故土。

记者疏离 时政无关

1994年5月，弋阳县政协文史办的陈家鹦初次踏足汪东兴的住所。当时，汪老已步入八十高龄，满头银发，却面色红润，双眼依旧炯炯有神，腰杆挺拔如松。陈家鹦在文中不禁感慨万分。

此前，陈家鹦因编纂汪东兴故乡的党史，与汪东兴多次通过书信交流，其撰写的《走近晚年汪东兴》一文亦广为流传。陈家鹦深感，汪东兴虽过着低调的生活，对各种活动多持拒绝态度，然而，他对家乡干部与父老乡亲却极为热情。特别是对于从事编纂历史文献的我们，他几乎是来者不拒，这种待遇让我们颇感意外，亦深感荣幸。

杨银禄提及，汪东兴曾坦言：“我从不接受记者的采访。”自退居幕后以来，汪东兴仅限于接受党史研究机构和中央相关部门的采访邀约。在国内媒体的相关报道中，通过期刊数据库的检索，仅发现《中国老年》杂志对其进行了采访报道。

1995年，地方电视台制作了关于方志敏的专题片，随后前往北京对汪东兴进行了专访。此后，国家安全工作研究所着手编纂《枣园文工团》一书，特地对汪东兴进行了专访，以核实历史细节。该书的主编慕丰韵，曾担任中央警卫科科长，与汪东兴是多年的老战友。目前，网络上仅存的几篇探访汪东兴住所的文章，均源自这三批人的亲身经历与感受。

陈家鹦如此描绘，汪东兴的客厅“宽敞而整洁，陈设简约而质朴”。北墙处排列着一排书柜，里面塞满了马列毛的经典著作。在西窗旁的墙角，挂有一幅中堂，那是主席在1961年10月16日亲笔题写的王勃《送别》诗。同日，主席还即兴挥毫，创作了一幅《沁园春·雪》赠予汪东兴。

书房位于客厅的东侧，在清晨与上午的时光里，汪东兴常于此处翻阅《参考资料》等内部读物，以及各类报纸和书籍。他对《人民日报》的阅读从不遗漏，每日必读，此外，他还热衷于阅读《环球时报》、《南街村报》等报刊。曾有一段时间，汪东兴专注于通读《毛选集》，每当遇到疑问，便会从中寻求解答。据汪延群向《南方周末》透露。

若有接待宾客之需，通常时间定于午后。每当夜幕降临，七点钟的钟声响起，汪东兴便会关注起《新闻联播》的播放。随后，他在七点半稍作休息，挥杆打上半小时的台球。若精力充沛，他还会在就寝前翻阅一会儿书籍。

尽管汪东兴关心时事，但几乎不对国内外新闻公开发表看法，吐出的观点极为有限。汪东兴曾对利比亚战争发表过看法，他说∶"帝国主义本质如此，侵略他国却自称有理。至于对国际事务的评论，这不过是其中一例罢了。

未出版回忆录

截至目前，汪东兴著作寥寥，仅两部作品问世：《汪东兴日记》与《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此外，他还为《当代中国史研究》、《当代江西研究》、《中共党史资料》以及《弋阳文史资料》等刊物撰写了多篇回忆性文章，内容多围绕对主席的追忆，以及对个人红军生涯的回顾。

党史研究专家余汝信指出，汪东兴的回忆录可能并非出自其手。他认为，“我们难以确切评估其中代笔的比重，我认为代笔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这些书籍难以真实反映他的内心世界。”

汪东兴未曾著有一部涵盖其一生经历的回忆录，亦未发表过口述自传。目前市面上仅有的关于他的传记，便是作家师东兵所著的《汪东兴传》，书中记载了汪东兴从文革时期至下野的全过程。然而，师东兵的笔法近似于虚构小说，充斥着众多硬伤，以至于严谨的历史学者对这部作品普遍采取回避的态度。

闫长贵浏览《汪东兴传》后，发现书中充斥着不实之词，遂将此书赠予汪东兴。汪东兴阅后勃然大怒，表示要起诉作者师东兵。他愤慨地质问：“我与师东兵从未交谈，这信息从何而来？”然而，考虑到汪东兴的健康，闫长贵最终劝阻了他提起诉讼的念头。

在汪东兴的暮年，诸多人士纷纷拜访他，渴望邀请他撰写回忆录，详述往事。然而，他始终保持低调。学者丁东如此评价。尽管汪东兴曾向他人透露自己正在撰写回忆录，但遗憾的是，该书始终未能问世。他本人亦明确表示，绝不允许私下出版。每当闫长贵与杨银禄造访汪家，家人便不吝啬地开启录像机，无论大小事情，皆予以记录。他们坚信，这定是为了为撰写回忆录积累素材。汪延群曾阐述，此举旨在避免“他日离世，后人以讹传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