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0-07 产品展示 116
毛泽东对庐山会议的最终态度
作者：李亚平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庐山之巅见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与会者不仅包括中央政治局成员，还有来自各省市区委的第一书记以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会议伊始，其核心宗旨即在于纠偏“左”倾。众多代表从各自立场出发，对“大跃进”运动以来所暴露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一致认为尽管前期纠“左”已取得一定成效，但力度仍显不足，呼吁需进一步深化纠偏工作。与此同时，亦有不少与会者对过度纠“左”表达了担忧，他们认为此举已导致干部、群众士气低落，甚至出现了右倾的苗头。
通常以7月23日毛泽东发表批评彭德怀的讲话为分界点，将会议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期呈现为一场“神仙会”，氛围相对宽松；而后期则转向“反右倾”运动，形势转变为一边倒。
值得关注的是，在“神仙会”期间，“秀才”们——即当时主要指那些为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草拟文件的参与者，尤其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普遍显现出对前期“大跃进”的质疑，并对进一步纠“左”的举措表示了明确的支持。令人称奇的是，他们中的多数人恰巧与某些热衷于推动“大跃进”的地方领导干部产生了分歧。
田家英和李井泉
自1948年起，田家英便担纲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并在庐山会议期间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一职。他与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之间的纠纷，最终在庐山会议期间直接诉诸于毛泽东面前。
自1959年春季起，田家英遵照毛泽东的指令，前往四川开展了深入的蹲点调查。在为期近四个月的调研过程中，田家英揭露了新繁县大丰公社存在虚报产量的问题。随后，毛泽东向六级干部发出了指示信（亦即4月29日的党内通知），信中重点强调了合理密植和诚实报告的重要性。这两项指导原则在四川地区广泛存在，引发了热烈的讨论。然而，毛泽东的指示信却被隐瞒，四川省未能将其在县级以下进行传达。面对这一情况，田家英坚决突破封锁，在蹲点公社公开播放了该指示信。
李井泉
因此，大丰公社在密植策略上采取的“独树一帜”做法，很快便传遍了各地。在四川省委的一次会议上，由于田家英对高度密植持反对意见，与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经过一番讨论，省委最终作出决定，全省将继续推行高度密植，但允许田家英所辖的公社采取较为稀疏的种植方式。
抵达庐山后，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公社夸大产量、虚报实情的状况，并将调查组收集的关于劳动模范罗世发对浮夸风及过度密植等现象的不满意见提交给了毛泽东。这一事件激怒了李井泉，导致他与田家英发生了争执。在小组会议上，当田家英提及基层所承受的压力和虚假报告产量的问题时，组长李井泉对其进行了批评，以至于讨论无法继续。最终，问题上诉至毛泽东，但毛泽东并未明确判断谁对谁错。
李锐和柯庆施
自1958年伊始，李锐便担任了毛泽东同志的兼职秘书，并在庐山会议期间担任水利电力部的副部长一职。在庐山，李锐与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
李锐
李锐回忆道，1958年春季，矛盾便初露端倪。三月，在成都召开会议期间，柯庆施找到李锐，请求他撰写一篇关于教育与文化“大跃进”及大革命的论文。李锐勉为其难，草草写下了一两千字，但效果不尽人意。柯庆施曾对他人表示，李锐的论文并未达到预期。五月，华东地区计划会议在上海召开，工交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齐聚一堂，协助华东地区制定1959年的“跃进”计划，李锐作为水利电力部的代表参与其中。会上，华东地区钢产量指标飙升至600万吨，然而李锐却提出异议，认为电力供应难以保障。柯庆施对此十分不满，尽管多方劝解，李锐依旧坚守己见。此后，李锐还向毛泽东写信，指出按照华东地区的计划，全国将面临超过100亿度的电力缺口，认为该计划缺乏足够的缓冲空间。然而，这封信并未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在庐山会议期间，李锐在7月20日的小组讨论中明确指出：华东地区提出600万吨的产量目标，实属过于乐观，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此言显然是针对华东地区负责人柯庆施所提出的。
柯庆施
“柯老，您是亲眼见过列宁的尊贵人士，何须与后辈晚生小子争执，说完便转身回到餐桌，不再理会。”
陈伯达和叶飞
自1939年起，陈伯达便担纲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一职，并在庐山会议期间，身兼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等多重要职。尽管关于他与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之间的矛盾，史料记载不多，但从中仍能窥见一二。
陈小津在其著作《我的“文革”岁月》中记载：“在‘大跃进’的年代，陈伯达前往福建进行蹲点工作，自诩为‘钦差大臣’，对福建省委的工作指手画脚，频繁提出批评意见。叶飞对此感到不悦，遂与他发生争执。叶飞直言不讳地称其为‘书生之见’。陈伯达返回北京后，向毛泽东揭发了叶飞，然而毛泽东并未对此作出任何回应。”
陈伯达
另有一份记录记载道：1959年的一月与二月，陈伯达重返故里，福建省晋江地区是他的目的地。他在南安南厅乡的满山红大队逗留了超过二十日，期间积极参与工作组的工作，进行实地蹲点调查。2月26日，他致信福建省委，并通过省委将信件转呈中央及毛泽东主席。信中披露了诸多问题，诸如闽南地区土地条件千差万别，农业生产不宜采取统一模式；制定农业生产计划时，应充分与群众商议，共同决策；晋江地区为提升贫困村与山区居民的收入，采取了拆东墙补西墙的策略，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平均主义倾向；在处理社员报酬问题时，建议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
陈伯达的报告中蕴含着诸多正确的见解，实则反映了晋江地区干部与民众的心声。这些观点对毛泽东持续纠正“左”倾错误产生了重要影响。信件发出不久，福建省委便召开了解放以来规模最大的六级干部大会，共有1.4万名干部出席。会上，叶飞代表省委进行了自我批评，重点对公社体制问题进行了反思。从前后对比来看，陈伯达的调查报告与福建省委的检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叶飞
在“神仙会”期间，陈伯达先后发表了两场时长较长的讲话，对“大跃进”期间暴露出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特别指出了福建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因此与叶飞展开了激烈的辩论。7月23日之后的小组讨论中，陈伯达受到了批判，而他前往福建进行调查的行动亦再次成为焦点。
胡乔木和曾希圣
自1941年起，胡乔木便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一职，并在庐山会议期间，身兼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等多重职务。他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之间的矛盾与纷争，主要集中在对于《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的解读与争论之上。
胡乔木、杨尚昆、陈伯达、吴冷西以及田家英。到了7月13日，毛泽东提议起草小组吸纳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和周小舟，共同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据李锐回忆，谭震林和曾希圣在“大跃进”期间曾担任过先锋角色，但他们并非主要的起草人员。
国民经济部分比例失衡，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现象，以及命令主义与浮夸作风的蔓延。
曾希圣身为起草小组的一员，对现有文风亦感不悦。在19日的讨论中，他提出安徽的主要问题在于过分追求共产主义。他指出，干部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就如同玻璃上沾了些许墨迹，轻轻一擦便无痕迹。至于去年工农业比例的失衡，他否认了这一说法，强调工业和农业均有显著增长。他对于工业内部比例的失衡持有乐观态度，认为这样的实践是一次有益的学习过程。
曾希圣
曾希圣，作为起草小组的一员，其对《议定记录》的批评意见格外引人瞩目。从他的发言内容来看，他不仅为“共产风”进行了辩护，而且对工农业比例失衡的现象也予以否认，显然，他的批评直指三个方面的不足之处。
随着彭德怀的信件已公开发布，二十日后的讨论议题自然而然地聚焦于彭德怀的信件之上。因此，胡乔木与曾希圣之间的争执一触即发，尚未充分展开，便已转向了。
吴冷西和吴芝圃
吴冷西虽未正式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却自1956年起频繁参与中央政治局文件的起草工作，并始终伴随在毛泽东身边。在庐山会议期间，他身兼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等要职。现有史料并未记载他在会上与地方负责人产生过任何争执。然而，会前他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之间的矛盾却并非无迹可寻。
吴冷西
1958年深秋，吴冷西与田家英受毛主席派遣，前往河南新乡地区进行实地调研。11月5日，他们乘坐专列向毛主席进行了工作汇报。吴冷西特别提到了修武县委书记所提出的问题。该书记对于实行一县一社的全民所有制及供给制表示担忧，他忧虑灾年可能引发饥荒，而在丰年则可能因粮食价格低廉而损害农民利益。毛主席对县委书记的观点表示赞同。在讨论到部分公社实行集体住宿时，毛泽东表示强烈不满，认为这种做法相当于是在为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污蔑提供帮助，并明确要求禁止拆散家庭。
在紧接着举行的首次郑州会议上，即11月10日，毛泽东对河南省提出的四年内实现共产主义的计划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过于激进。在庐山会议的讨论过程中，毛泽东对于某些地区出现的拆散家庭的极左倾向进行了批判。随后，在1962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对吴芝圃进行了批评。
吴芝圃
由上文可见，吴冷西等人的汇报，成为河南省委领导在会议中遭受批评的关键因素。吴冷西本人亦认同，他们的调查结论对毛泽东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尽管并无确切证据显示吴冷西与吴芝圃在庐山会议期间有过争执，然而，两人对于“大跃进”时期某些做法持有不同意见，并将此分歧呈现在毛泽东面前，这一点是值得推测的。
纷争的缘由
需明确的是，庐山上的纷争并非仅限于几位地方管理者与所谓的“秀才”之间，涉及的人员众多，冲突错综复杂。尽管如此，上述冲突尤为突出，颇具典型性。对此现象，我们该如何理解呢？
矛盾的存在，主要是由于“秀才”们对“大跃进”及纠“左”的看法跟一些地方负责人存在分歧。
在“神仙会”期间，那些“秀才”们致力于深入纠正“左”倾错误，他们积极踊跃、步调统一，展现出充沛的活力，从而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秀才”们纠“左”的主要行动集中在编纂《庐山会议诸问题议定记录》上。五位“秀才”均参与其中，并肩负起核心职责。《议定记录》的草稿阶段，对“大跃进”中的错误进行了深刻且尖锐的剖析。自17日起，小组重组，主要议题转向了新发布的《议定记录》及彭德怀的信件。最初的两天，批评者对《议定记录》的质疑多于对彭德怀信件的质疑。可以说，在20日之前，这份《议定记录》已成为“秀才”们与坚持“大跃进”的地方领导之间矛盾冲突的焦点。
“秀才”群体在持续纠“左”的过程中，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支持态度亦颇为鲜明。胡乔木曾回忆道，在“神仙会”期间，张闻天曾多次造访他的住处，与田家英、吴冷西等人闲谈。他们的观点在国内外形势上颇为契合，均主张深刻反思“大跃进”的教训，以彻底纠正“左”倾错误。彭德怀的信件公之于众后，18日，这些“秀才”私下议论信件内容，纷纷表示兴趣浓厚，认为信中观点与己相合。当彭德怀的信件遭受非议时，他们纷纷以各自的方式表达了对他的支持。在19日的小组会议中，胡乔木为《议定记录》进行辩护，尽管其发言并未提及彭德怀的信件，实则暗含了对信件内容的支持。20日的小组会议中，李锐提出，彭德怀的信件提出反对意见，促使大家深入探讨，这种精神值得肯定。当小组会议中有批评彭德怀的声音时，吴冷西三次挺身而出为其辩护。两股坚持深入纠“左”的力量在信息交流和思想认同上达成了共识。
审视某些地区的负责人，尤其是那些在1958年风波中扮演重要角色且失误严重的领导者，在庐山会议初期，他们的观点是问题并不严重，且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他们主张，当时的问题在于纠正“左”倾错误导致干部和群众士气低落，应当振作精神，继续推进“大跃进”。面对“秀才”们积极倡导纠“左”，他们纷纷站出来进行反驳。田家英分析认为，另一阵营的领导层由柯庆施、李井泉等人领衔，他们组织力量对《议定记录》进行抨击，并对彭德怀的信件进行攻击。在23日之后的批判中，有人将“秀才”们与彭德怀相提并论，称他们同气连枝。
在纷争的阵营中，毛泽东的秘书群体尤为突出，这亦提示我们需关注“秀才”们所拥有的独特身份。
“秀才”们簇拥在毛泽东身边，便于洞察其意图与动向，同时亦能频繁地向其传达信息，施加自己的影响。在“大跃进”的年代，毛泽东屡次派遣秘书深入地方进行实地调研，以掌握第一手资料。这些秘书所提供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他的决策。面对与地方领导层的纷争，田家英、李锐、陈伯达等采取了书信与递交材料的形式来沟通，而吴冷西则直接向毛泽东汇报情况。
在接近并影响毛泽东的同时，“秀才”们亦巧妙地运用其特殊地位，试图对会议的进程施加影响。田家英曾提出建议，一方面，由胡乔木在会议之外与各省市区的委第一书记以及部委负责人进行交流，鼓励他们敞开心扉，进行自我批评。胡乔木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另一方面，胡乔木将小组会议中气氛沉闷、讨论失误遭遇阻力的情况上报给杨尚昆，请求他向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进行汇报。胡乔木同样付诸行动。
“秀才”们与闻最高决策的便利和他们的积极活动，给纷争的另一方以压力。也正因为对手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他们更是不得不争。毛泽东点破了他们的心态。7月17日，毛泽东谈到双方的“官司”时，对“秀才”们说：他们（各省市区负责人）在当家。“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都有保卫自己劳动果实的本能。
相较“秀才”们，部分地方领导亦在努力对毛泽东施加其影响力。6月29日、7月10日以及7月22日，毛泽东曾与大区领导进行了一系列重要对话。尤其是22日的会晤，地方领导们对毛泽东的影响尤为显著。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政策表达了他们的不满。他们认为，当前小组会议中反对“三面红旗”的声音愈发增多，甚至有人开始出现偏离正轨的迹象。柯庆施强调，此时此刻，毛主席的发声显得尤为迫切，必须挺身而出，抵御这股不良风气，否则队伍将面临分裂的风险。“三面红旗”与“队伍散了”，这两个议题正是毛泽东最为关注的焦点。地方领导们的直言不讳，直击要害，促使毛泽东下定决心，展开反击“右倾”的行动。
毛的态度
经过对“秀才”群体与地方领导层之间的纷争现象进行深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在其中扮演了最终裁决者的角色。对于毛泽东而言，一方是他身边的亲信，另一方则是他对于“大跃进”运动所倚重的力量。在纷争的初期阶段，他并未急于作出任何决断。
但是，在庐山这场大的斗争中，随着毛泽东转向批判彭德怀、“反右倾”，也就自然宣判了“秀才”一方的落败。李锐在会上即被淘汰出“秀才”行列，定为“反党集团成员”。其余四人也被中央立案审查。毛泽东几次当面批评他们表现不好，方向不对头。在涉及“秀才”与地方负责人的“官司”时，毛泽东明显地偏向后者：“你说人家一些坏话，人家反过来批评你，这是常情。紧张一下有好处，可以反过来想想自己有什么不妥之处。”
评判“秀才”败北的结论，一方面揭示了毛泽东在处理“大跃进”问题时，与部分地方领导人的立场有诸多共鸣。另一方面，这也昭示了在那一阶段，他对常规机构中的干部依然寄予厚望，并将他们视为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力量。相较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尤其是在他晚年，身边亲近之人所释放的政治能量和所扮演的角色，尚有较大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