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0-27 意昂体育介绍 182
陈毅刚接手上海的时候，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布军装，脚上蹬着一双黑布鞋，看上去就跟露宿街头的解放军士兵一样。
然而，不久之后，朴实无华的陈毅却与一位浑身上下透着洋气的上海商人成了朋友。
不仅如此，陈毅还亲自为这位朋友拉票，最终把他推上了上海市副市长的位置。
荣毅仁（左）
这位来自上海的商人名叫荣毅仁，他是无锡“荣氏家族”的重要成员。
“荣氏家族”有多厉害？
毛主席曾经说过，荣家是中国首屈一指的民族资本家，中国唯一真正能称为财团的，也只有他们一家。
荣毅仁和陈毅是怎么认识的？他们又是怎么成为朋友的？陈毅为何要邀请荣毅仁加入公务员行列？
且让我慢慢说来。
上海解放那会儿，荣毅仁在忙些什么？
1949年5月24日晚上，荣毅仁一家人过得提心吊胆，生怕出什么事。
郊外传来阵阵炮响，城市里也不断有枪声响起，解放军正向着大上海推进。
次日一早，荣毅仁准备去打一场完全没有胜算的官司。
荣毅仁一家人心情很沉重，晚上他们一家人在楼下的过道里，紧张地躲了一夜。
终于等到天亮，家里的仆人告诉荣毅仁：“外面好像不再打仗了，解放军进城了。”
荣毅仁半信半疑地出门，他觉得“眼见为实”。
看到有解放军士兵露宿街头，还有不急不躁去市场买菜的普通市民，荣毅仁的心才放了下来。
1945年8月15日清晨，荣毅仁开车出门，心情激动又充满期待，因为他要去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
荣毅仁不太熟悉解放军的情况，但对国民党的作风却十分熟悉。
日本投降以后，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党重新回到了上海。从那时起，荣家的不幸事件就没有停止过。
一开始，荣毅仁的老父亲荣德生突然被人绑架，绑匪向荣家索要一百万美元的赎金。
这件事让蒋介石非常担心，他下令彻底查清楚，并且表示对绑匪绝不会手下留情。
最后，案子破了，荣老爷子也安全了，但政府却向荣家索要了60万美元的办案费用和奖金。
更令人愤慨的是，政府掩盖了这起“绑架案”的真相，因为参与作案的不仅有黑社会成员，还有一些军警人员。
1948年，“太子”蒋经国来上海“打老虎”。当时，蒋经国强制收缴黄金和外汇，因为“私藏外汇”，荣毅仁的堂兄荣鸿元被逮捕了。
为了救人，荣家不得不花费大量钱财，到处送礼，送礼的对象不仅有警察局长、法庭庭长、司法部长的家人和看守所长，就连厨房师傅和门卫也都要照顾到。
最终，荣鸿元获释了，但荣家为此付出了50万美元的代价。
在解放军即将进入上海的前几天，荣毅仁收到了法院的一纸通知，要求他必须在5月25日去法院接受审理。
这是什么样的案件呢？
荣毅仁的茂新面粉厂遇到了麻烦。一年前，国民党军队向茂新面粉厂订购了一大批面粉，经过严格的质量检验，军方发了收货凭证。
然而，一年后，国民党监察院却突然旧事重提，坚持认为那批面粉有问题。
国民党监察院不仅指出这批面粉存在发霉问题，还夸大其词，将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败的原因归结为这些“发霉、质量差”的面粉。
荣毅仁面对困境，无奈之下只能选择“花钱消灾”。他送给处理此事的官员10条大黄鱼，再加上5000美元，希望能将问题尽量化解。
平时，这样的“大手笔”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但荣毅仁忽略了重要的一点。
解放军已经逼近上海城下，这个时候，上海“失守”只是时间问题。
因此，相关部门不想错过最后敲诈勒索的机会，于是匆忙决定将开庭时间提前到5月25日。
巧合的是，5月25日凌晨，解放军已经进入市区，并完全控制了苏州河以南的广大区域。
这样一来，公开审理的计划就泡汤了。对于荣毅仁来说，这无疑是个好消息。
然而，未来的日子该怎么过呢？共产党是不是好打交道？荣毅仁的脑海中一片空白。
年轻时的荣毅仁
初遇陈毅
荣毅仁在忐忑中等了好几天，突然收到了上海军管会的邀请函。
这是陈毅市长亲笔签名的请柬，邀请荣毅仁先生参加“上海工商界座谈会”，地点设在中国银行四楼。
能不能去呢？去还是不去呢？要是解放军当场抓人怎么办呢？
经过深思熟虑，荣毅仁对妻子杨鉴清说道：“我别无选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杨鉴清表示：“既然非去不可，那就勇敢地去吧。”
那天下午，两百多位上海的商业精英受邀来到了外滩的中银大楼，门口停满了“奥斯汀”、“雪佛兰”等高档汽车。
第一次见到陈毅市长，荣毅仁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陈毅市长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布军装，脚上还穿着一双旧布鞋。
这就是传说中的上海市长吗？
令人惊讶的是，当身穿“布衣布鞋”的陈毅市长在场时，那些打扮得“西装革履”的商界大人物反而显得局促不安。
为了让会场的气氛不那么紧张，“座谈会”开始前，陈毅市长的开场白非常轻松、幽默。
陈毅市长笑着对大家说：“各位工商界的朋友们，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首先我想请大家看看，我和今天到场的几位同志是不是‘满脸凶相，红胡子绿眼睛’？”
荣毅仁和在场的每个人都笑了，这么多年，国民党一直用“共产共妻”、“红胡子绿眼睛”这样的话来诋毁共产党，把共产党描绘得很可怕。
陈毅市长在谈话中说了许多贴心的话和实在的话，其中荣毅仁等人特别记住了陈毅市长的“十六字方针”——“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兼顾公司利益，劳资两利”。
在自由提问的时间里，老板们一个个讲起了他们现在遇到的难题。
陈毅市长告诉我们，政府会帮助大家解决困难，尽快恢复生产。
陈毅市长接着说：“毛主席派我来上海，是为了改造旧上海、建设新上海。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我们就能克服一切困难。”
老板们提出的问题种类繁多，有的关心原料和电力供应，有的关注社会治安，还有一些人在意共产党对资本家的政策。
有些人还问陈毅市长：“我们好多人都有‘小老婆’，共产党会不会让我们马上离婚啊？”
陈毅市长一一回答了大家的问题，还特别回应了关于“小老婆”的话题。
陈毅市长说：“关于妻妾的问题，这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事情，既然如此，就需要时间慢慢来解决。政府不会干预你们的家庭事务。”
陈毅市长
座谈会一结束，荣毅仁就兴奋地赶回家了。他知道，家里有几十个亲戚朋友正焦急地等着听他的消息。
1945年国民党“光复”上海后，荣毅仁也参加过当局召开的“座谈会”。
那次“座谈会”结束后，荣毅仁给亲戚朋友带回了一份清单，上面列出了政府要求荣氏家族提供的物资和资金数额。
荣毅仁的“座谈会”让大家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说了很多话，最后归结为一句话：
共产党与国民党完全不同，别多想了，赶快准备好复工吧！
“鸿门宴”变成了“红门宴”这一改动，让故事有了全新的意味。原本的“鸿门宴”出自历史典故，而如今改成“红门宴”，或许寓意着更加热烈、喜庆的氛围，也可能是对原故事的一种戏谑或重新解读。这样的变化，不仅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也让读者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陈毅市长第一次见面时，给荣毅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时候，荣毅仁心里想着，是不是可以邀请陈毅市长到自己家里来做客呢？
荣毅仁这么做可能有些试探的意味，他想知道陈毅市长会不会（敢不敢）接受他的邀请，借此看看人民政府对民族资本家的真实态度。
因此，可以说把荣毅仁的家宴比作“鸿门宴”也是恰当的。
荣毅仁试着给陈毅市长发了请柬，没想到，这张请柬居然在刚成立的上海市政府里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在大家的反对意见中，有几种观点很常见。
市长去和有钱人一起吃饭喝酒，这涉及立场问题，非常重要。
其次，如果市长和商人走得太近，普通老百姓会怎么看待我们；
再说，这些有钱人可能另有目的，或许是在笑脸相迎的背后设下陷阱。
有人说，上海滩的大老板心思复杂，谁知道他们是不是在背后使什么软招数呢？
陈毅市长的态度非常直接：“不管这是‘鸿门宴’还是‘糖衣炮弹’，我都决定去参加这个宴会。”
在抗战时期，陈毅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陈毅的部队向东推进到苏南地区，当地一位名叫纪振纲的大老板多次请陈毅吃饭。
纪振纲为什么要请陈毅吃饭呢？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纪振纲跟国民党、日本人以及伪军都有过接触。
陈毅几次赴宴后，纪振纲终于被“洗脑”了。纪振纲不仅向新四军捐献了大批现款、棉衣和西药，还把自己的“自卫队”连人带枪都加入了新四军。
“抓住每一个可用的机会，团结每一个可以团结的人”，这就是陈毅的拿手好戏。
听说陈毅市长答应了邀请，荣毅仁立刻着手准备晚宴。
荣毅仁在荣家的新宅院里，让人在大枫树下摆了一张大圆桌，然后请来了淮扬菜的名厨“莫氏三兄弟”。不一会儿，色香味俱全的淮扬菜就摆上了桌子。
根据请柬上的日期，陈毅市长带着妻子张茜和两个儿子高兴地参加了宴会。
除了陈毅一家之外，参加宴会的还有上海市工商局长许涤新，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兼组织部长刘晓，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兼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夏衍，以及副市长潘汉年和他的妻子。
荣毅仁一家的合照
陈毅市长的到来让荣毅仁既觉得脸上有光，又感到非常荣幸。
在饭桌上，陈毅市长没有谈论国际和国内的大事，也没有提“座谈会”上的话题，他只是愉快地品尝美食，轻松地聊天，聊些家常事。
在欢乐和融洽的气氛中，时间不知不觉就到了晚上10点钟。
吃完宴会的最后一道菜“蟹黄小笼包”后，陈毅他们还觉得不过瘾，便离开了荣家……
有人后来这样说，“鸿门宴”就像是荣毅仁走进共产党圈子的开始，从那时起，他的一生都与共产党紧密相连。
患难之交是指在困难和挫折面前能相互扶持、共度难关的朋友。
送走客人后，荣毅仁对杨鉴清说：“这些年，上海换了不少市长。”
从钱大钧到吴国桢，从陈良的‘代理市长’到赵祖康的‘代理代理市长’，直到现在的陈毅市长，我跟这么多市长都合作过，唯有陈毅市长让我觉得心里有底。
杨鉴清还说：“共产党的市长和国民党的市长确实大不一样，我相信，我们选择留在上海是正确的。”
随后，荣毅仁必须直面严酷的现实。
在那次宴会上，荣毅仁和陈毅市长一边举杯畅饮，一边聊得十分开心。其实，双方心里都清楚，荣家的企业正面临着最艰难的时刻。
当时，除了荣毅仁，荣家的其他兄弟都把企业搬到了香港等地，还一起抽走了1000万美元的巨额资金。
荣毅仁继承的，是荣氏家族的一堆烂账、巨额债务，以及空荡荡的厂房和无法运转的机器。
荣毅仁现在有两个大难题：一个是“劳资问题”，另一个是“资金不足”。
因为工厂缺少流动资金，无法开工，工人不能上班，也拿不到工资。时间一长，这引发了一场不小的劳资纠纷。
一天早上，荣毅仁刚从家里出门，几百个来讨债的纺织女工突然包围了他的房子，然后又挤进了荣家的客厅。
女工们径直冲进了厨房，她们把所有能吃的东西都翻了出来，有的切火腿，有的淘米做饭。用她们的话来说：“荣老板不给我们饭吃，我们就到他家里吃饭，没拿到工资就不离开。”
这样做让杨鉴清吓得跑到了楼上，好几天都不敢下来，而荣毅仁则是吓得四处找地方藏了起来。
荣毅仁心里发愁，因为手头紧得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了。
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时候，荣毅仁只好请潘汉年副市长帮忙，向陈毅市长求助。
听说荣家的大房子变成了女工们讨薪的地方，这让陈毅市长感到十分难过。
他很快定了两件事，第一，让荣毅仁先去上海大厦住着。
第二，马上开个紧急会议，陈毅市长对相关部门说：“你们赶紧去荣家，说服工人立刻离开荣家。”
陈毅市长特别强调，我们要记住，是说服，而不是驱赶。
陈毅市长再次对工会的领导说：“你们得好好利用工会的力量，让工人们明白，工资问题可以通过双方的沟通来解决。”
在市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总工会的工作人员多次与女工们深入交谈，很快说服她们离开了荣家。
看到市政府这么快解决了工人薪酬的问题，荣毅仁感到很放心，对新政府的好感也增加了不少。
上海市的市长是陈毅。
“闹薪事件”总算告一段落，但荣家工厂面临的困难还远未结束。
物价一直在涨，荣家的纺织厂现在特别缺棉花这些原材料。更让人头疼的是，美国和蒋介石封锁了长江航道，外面的棉花运不进来，厂里生产的东西也运不出去。
如果这样继续下去，荣家的几个纺织厂可能就要倒闭了。
在困难时刻，荣毅仁想到了人民政府，想到了陈毅市长。
根据陈毅市长的指示，上海市副市长曾山亲自去银行，帮助荣氏企业争取到了一笔较低的贷款。
钱的问题已经搞定，那原料进口的难题又该怎么应对呢？
当时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自己想办法解决困难，要么找英国商船把棉花运到上海。
第二种办法虽然更快，但英国商人提出了一个额外的要求：商船必须由英国军舰全程护送，直到抵达吴淞口码头。
听到这件事，陈毅市长立刻拒绝了这个提议。
陈毅市长坚定地说：“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英国军舰驶入我们的海域，新中国的主权和尊严绝不能为了经济利益而放弃。”
最终，在陈毅市长的关心下，上海市政府利用海外的人际关系，费尽心思将几百万斤棉花辗转送到了上海。
不久之后，在兄弟省份的帮助下，来自苏北等地的棉花也源源不断地运到了上海。
于是，荣家的纺织公司走出了困境，生产全面恢复了。紧接着，上海的其他纺织公司也一个接一个地恢复了生产。
荣毅仁事后对杨鉴清感慨地说：“当初留在上海没走，亲戚朋友都为我担心，现在看来，这是我一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毛主席会见了荣毅仁先生。
荣毅仁这位人物
在上海的商界大佬中，大家都夸荣毅仁的人品好。
荣毅仁出生在一个大家族，但他一直洁身自好，远离“五毒”，即骗、赌、帮、烟、娼。
荣毅仁没有娶其他妻子，杨鉴清是他一见钟情的爱人，也是他一生的伴侣和贤内助。
在上海，人们常常称荣毅仁为“文敏公”。据说，这个称号一方面是因为他身上散发出的儒雅气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能敏锐地洞察到时代的潮流。
在上海滩那些大大小小的老板们疯狂炒作银元和“两百一黑”的时候，荣毅仁却始终没被这些事打动过。
当政府鼓励大家积极购买国家公债时，为了给上海的民族资本家树立榜样，荣毅仁决定借钱来购买国家公债。
政府提倡公私合作，荣毅仁再次领先一步。荣家的“申新系”工厂率先响应号召，申请参与公私合作，因此荣毅仁获得了“红色资本家”的美名。
荣毅仁的这些行动很有意义，自然也吸引了毛主席的注意。
1956年初，毛主席去上海视察。在看上海的“公私合营”企业时，他选中了荣毅仁的申新九厂。
毛主席参观了荣毅仁的申新九厂。
1956年，荣毅仁把所有企业都交给了政府。
在陈毅的帮助下，荣毅仁成为了上海市的副市长。
1957年，上海市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举行。
当时，陈毅是上海市市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为了参加这次会议，他特意从北京赶回了上海。
毛主席在离开北京前，交给陈毅一个特殊的“任务”：为荣毅仁“拉票助选”。
在帮荣毅仁“拉票助选”这件事上，陈毅的做法非常坦率，毫无保留。
陈毅对上海的同志说：“毛主席交给我的是一个特殊的任务，要我和大家商量一下，看看大家能不能支持荣毅仁当选上海市副市长。”
陈毅直接说：“实话实说，荣毅仁是我很好的朋友，也是很多共产党人的朋友。”
今天，我想作为一个有着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红色企业家，希望大家能支持他。
陈毅动情地解释说：“首先，荣毅仁爱国心强，又有真才实学，适合担任重要职务；其次，他的背景特殊，在很多情况下，他能发挥出其他人做不到的作用。”
在荣毅仁当选上海市副市长的过程中，陈毅的支持和帮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经过投票表决，41岁的荣毅仁正式成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分管轻纺工业的副市长。
邓小平请荣毅仁重新出山，他说这就像“一锅热腾腾的火锅，一场精彩的戏”。
1949年，小平同志与荣毅仁相识。荣毅仁的爱国举动，小平同志都铭记于心。
1958年年底，毛主席提出了“挑选几位非党员人士担任部长”的建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小平同志推荐了两个人选，其中之一就是荣毅仁。
邓小平同志和荣毅仁同志都是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的重要人物。邓小平同志以其卓越的领导才能，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使国家面貌焕然一新。而荣毅仁同志作为杰出的企业家，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推动企业改革和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的思想和实践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国家的繁荣富强不懈奋斗。
1959年，荣毅仁正式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这是邓小平第一次“点将”他。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小平再次推荐，荣毅仁顺利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不久，邓小平再次提名荣毅仁。
1月17日，为了热情招待几位从工商业界走出来的老朋友，小平同志特意准备了一顿热腾腾的涮羊肉火锅。这顿“火锅宴”邀请了荣毅仁、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和周叔弢等五位原工商业者出身的同志。
在餐桌上，小平同志直接点名让荣毅仁担任“中信集团公司”的负责人，邀请他代表国家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开启中国利用外资和技术的大门。
荣毅仁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小平同志交给他的重要任务。
荣毅仁（在右边）
荣毅仁在“火锅宴”之后，成为了“中信集团”的董事长。
他学习了经济发达的国家的成功经验，积极与外国进行技术和经济的合作，大量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
国内的“中信集团”做起了实业，业务包括金融、技术、贸易、房地产、经济咨询和卫星通讯等。
在国外，“中信集团”适时进行投资，并发行债券。很快，“中信集团”就发展成了一个跨国的企业集团，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多年后，古耕虞老人还记得当年的“火锅宴”。他形象地说：“小平同志用‘一只火锅’换了荣毅仁的‘一台大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