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1-24 新闻动态 70
作者：张若钢
1980年8月，姚登山重获自由，恢复了原有的行政10级待遇，开始了普通人的生活。对于现今的许多年轻人而言，姚登山这个名字或许显得陌生。然而，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一段时期，他却是炙手可热，一度沉溺于权力的诱惑，自诩为声名显赫的“造反派”和“革命领导干部”，迅速崛起成为一颗耀眼的政坛明星。在共和国的外交舞台上，他留下了极为荒诞、丑陋的“表演”篇章……
“三八式”变身新中国外交官
姚登山1918年生于山西襄汾，贫农出身，高小文化。1935年他加入山西军阀阎锡山部队混饭吃，当过班长、副小队长。1938年抗战时，20岁的姚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往213旅任中队长。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他积极动员群众，并组建了地方武装力量——襄陵自卫队，以此为基础，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游击战。在山西襄陵汾东地区，他带领游击队勇敢地抵抗日本侵略者和伪军的侵略，先后担任过大队长、教导员、副政治委员等职务。
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姚登山同志被任命为中共曲襄县委书记。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他率领襄陵独立团投身于解放临汾、太原、兰州等重大战役。该独立团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第62军，姚登山同志身兼团长与政委双重职务。
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在东单外交部街33号正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正式成立。随后，中央政府从部队精选了一批历经战火考验、政治立场坚定的军官，委以重任，任命他们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司局长等要职。兵团级将军级干部则被任命为驻外大使，而师长、团长级别的干部则被选为驻外使馆的政务参赞及一、二等秘书。
周恩来曾对即将出国的外交官们说道：“诸位同仁，中央经过层层选拔，最终选中了你们。如今，你们卸去军装投身外交领域，虽然不再以武力为战，但文辞交锋的战斗依旧不能松懈。”因此，那时的外交部干部便被亲切地称作“身着文装的人民解放军”。
姚登山正是在此时期被调入外交部。彼时，他担任成都部队第18兵团第62军军政干校政治部的代理主任。1950年2月，他被派遣至北京，参与军委武官训练班的培训。培训结束后，他被调至外交部工作。同年8月，他被任命为外交部驻丹麦、芬兰使馆的一等秘书兼参赞。1955年4月，他又被委以外交部西欧司专员的职务。
1957年四月，我担任了驻锡兰（今更名为斯里兰卡）大使馆的参赞。次年三月，我升任外交部总务司的副司长。1966年三月，我被派往我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担任参赞。鉴于中印关系出现恶化，我国政府于四月七日决定召回驻印尼大使姚仲明，随后由姚登山接任使馆的临时代办。
在1967年4月22日这一日，印尼的军警对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实施了围困、封锁及冲击，且荒谬地宣布我国驻印尼使馆临时代办姚登山以及驻雅加达总领事徐仁为“不受欢迎的人”。印尼当局的行径对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进行了粗暴的践踏，公然破坏了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对此，我国政府迅速发表声明，对印尼政府提出最紧急且最强烈的抗议，同时宣布将印尼驻中国临时代办巴伦及参赞苏玛尔诺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自此，中印尼之间的关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冰冷境地。
返国四月有余，他紧随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与戚本禹之后，投身于造反派行列，毅然决然地发起了对陈毅的猛烈抨击，四处挑拨离间，积极参与了对中央外交权力的篡夺，公然对抗周总理，对其他革命派群众施以压迫。他气焰嚣张，态度傲慢，仿佛无人能敌，自以为天下第一。
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姚登山的政治生涯极为短暂，他的生命仅延续至四个月（自1967年4月30日至9月1日）。紧接着的四月之后，他家中竟四次遭受红卫兵的抄掠，以致不敢返家，在这期间，他多次遭受学生的批斗（自1967年9月1日至10月26日）。
他在外交部及其下属的三个“五七干校”度过了长达三年多的时间，期间接受了群众的批判与隔离审查，时间跨度从1967年9月14日直至1971年6月11日。随后，他因被司法机关指控“现行反革命罪”，被囚禁了九年之久，直至1980年8月。总计，他失去了人身自由长达十三年，从1967年9月一直持续到1980年8月。
在短短四个月内，姚从那位被誉为“红色外交战士”的璀璨星辰，骤然间犹如流星般升起，成为了实际执掌外交部权力的耀眼人物（人们戏谑地称他为“姚登天”），却转瞬间沦为众人指摘和批斗的“阶下囚”。
曾称“红色外交战士”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我们的亚洲邻国印度尼西亚由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苏加诺执政，他曾有一个远大的抱负，就是想当新兴力量国家（第三世界）的领袖。因此，他在印尼所执行的政策比较左倾，与我们中国交好，远离美国等西方世界国家，并允许印尼共产党在国内合法生存。
那时的印尼共产党在世界各国的共产党组织中，也算作一个大党，它的党员人数甚至超过了百万，党的第一书记是艾地，他除了具有印尼共产党总书记的身份之外，好像在苏加诺内阁中还是一位部长。
但是，印尼的这种局面与美国在东南亚所实行的政策不符，所以美国政府千方百计从中作祟，由美国中情局策动以苏哈托（雅加达城防司令）和纳苏迪安为首的右派军人政变，一方面推翻了以苏加诺为首的合法政府的统治，另一方面对印尼华侨、华裔和印尼共产党大肆迫害和屠杀，据说，当年被苏哈托屠杀与囚禁的共产党人超过了一百万人。
1967年4月22日，面对印尼暴徒对中国大使馆的冲击，时任临时代办姚登山毅然带领中国大使馆全体人员，誓死捍卫我国驻印尼大使馆的尊严。在这场保卫战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那面在风雨中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其英勇无畏的形象，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崇敬与赞誉。
姚登山（位于右侧第一位）亲自前往探望那些遭受印尼暴徒暴力袭击而受伤的华人同胞。
4月28日，姚登山领事与徐仁总领事搭乘航班启程，返回祖国。在二人即将告别使馆之际，全体使馆工作人员排列成行，热烈鼓掌，并齐声高诵毛主席的教诲：“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江青迎接归国驻印尼使馆参赞姚登山。
姚登山临时代办与徐仁在雅加达国际机场受到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巴、柬埔寨、阿富汗、叙利亚以及阿尔及利亚驻印尼大使馆大使和代办的盛情欢送。此外，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亦亲临机场，共同送行。在启程前夜，他们还举办了一场别具意义的告别晚宴。
4月30日，姚登山等一行人抵达北京之际，于机场受到了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等政府高层的热情迎接，同时，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领导成员以及数千名群众也纷纷前来，共同见证了这一热烈场景。
4月30日，姚登山一行抵达首都机场，受到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热情欢迎。
姚归国后的次日，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他参加了“五一”焰火晚会。在周总理的引荐下，姚有幸见到了毛主席。不久，林彪和江青也相继到来，并与他合影留念。翌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刊登了一张大幅照片（见下图）：姚登山站在毛主席与江青之间，左手紧握毛主席的手，右手则与江青相挽，神态自若，气宇轩昂。
对于任何一人而言，若能捕捉到如此一张照片，其心智恐怕早已陷入混沌，想要保持清醒，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姚登山亦然。继此之后，国内新闻媒体纷纷报道这位“红色外交战士”的英勇事迹。
1967年5月1日，天安门城楼。
姚登山因利令智昏，误入歧途。
1967年5月份是文革的鼎盛时期，外事系统一些单位的过激派组织贴出矛头对准周总理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例如：“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绝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亲密战友，绝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炮打周恩来绝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等。
5月3日，自信掌握着强大政治资源的姚登山，拜访了外交部内部的“革命造反联络站”——该组织曾力挺“打倒陈毅派”（以下简称为《联络站》）——的核心小组，即外交部中的权力核心。姚登山向《联络站》提出请求，希望他们能协助其与“中央文革”取得会面，并邀请他进行一场关于抗暴问题的专题报告。
5月5日，他在印尼抗暴斗争的报告中说：“驻印尼使馆全体同志以及印尼的全体爱国侨胞已经掀起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敢于斗争，敢于造反，敢于革命，敢于造印尼反动派的反，敢于胜利。而且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胜利的原因，最根本的一条是归功于光焰无际、威力无比、战无不胜的伟大毛泽东的思想。”
《联络站》的核心团队立刻接纳姚登山为其一员。姚登山欣然同意，旋即声名鹊起，成为赫赫有名的“造反派”。随后，他成为了“打倒陈毅”这一造反派运动的领导者。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与戚本禹亦看中了这位“红色外交战士”。在外交部的“夺权”风波中，他们共同出演了一幕极不光彩的“夺权”闹剧，意图夺取中央的外交大权。然而，他们的恶劣行径最终宣告了他们政治生涯的终结，自食其果。
不久，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红卫兵团的二十余位激进的学子，不顾外交部门口警卫的劝阻，执意闯入东交民巷15号外交部（该地为对外办公及部党委办公场所），于院内张贴“打倒陈毅”的巨型标语和漫画，分发传单，并树立了仿制陈毅形象的稻草人，声称“外交部内藏有巨恶”。
他们对前来劝阻的外交部工作人员进行了辱骂和攻击，斥责他们为“洋奴”，并声称“外交部是卖国机构”，指责其执行了“三降一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外交路线。激进学生闯入姬鹏飞、乔冠华等副部长的工作室，对他们的工作造成干扰。这些学生封锁了外交部的大门，禁止人员出入，导致外交活动连续三天中断。
8月5日清晨，众多印尼暴徒乘坐卡车强行冲破我国驻印尼大使馆的入口，高喊反华口号，手持斧头、铁棍、匕首等凶器，对我国的四名外交官及工作人员进行攻击，致使他们受伤。同时，他们肆无忌惮地破坏了我国大使馆内所有的家具和设备，并放火烧毁了馆内的两座建筑。
当消息抵达京城，一股愤怒的浪潮涌向印尼驻华大使馆，愤怒的造反派们纷纷集结，进行示威与抗议，甚至冲击了大使馆。得知此情此景，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和北京卫戍区的同志们迅速赶至现场。在周恩来总理的明确指示下，他们努力劝说试图闯入大使馆的人群撤离。
少数民众无视劝告，再度强行闯入我国大使馆，纵火焚烧了南院大楼的内部设施。上午九时左右，消防队伍成功扑灭了大火。周总理在接到汇报后，明确指示绝不允许有人员伤亡。卫戍区随即增派兵力，在位于东城区礼士胡同的印尼驻华大使馆周边部署了大量的解放军战士。
8月7日晚9时，王力在钓鱼台他的办公室接见姚登山和《联络站》核心组成员(第一把手)、王荣久（第二把手）、王和兴（业务监督负责人）和黄安国（“反迫害大队”队长）等七人。王力表示竭力支持姚登山站出来革命，支持北京外国语学院造反派冲击外交部，煽动《联络站》夺取外交部大权。宣称“革命造反总部”为“保守组织”，妄图整垮“革命造反总部”。
此番发言在外交部门及外事领域引发了巨大波澜，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王力表示：“外交部面临运动中的重重阻力。外交事务往往给人留下难以捉摸的印象，仿佛只有少数专家才能胜任。难道外交真的如此艰难？在我看来，处理红卫兵内部的问题比这要复杂得多。难道红卫兵就无法涉足外交领域吗？”
在此刻，外交部第二亚洲司的科员卞东珠，以“新愚公”战斗队的名义，公开发布了大字报，呼吁姚登山出任外交部长。与此同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吴昂等人士也于天安门广场上挥毫泼墨，书写巨型标语，高声呼喊：“强烈要求姚登山担任外交部长”。
8月22日之夜，由“反帝反修联络站”发起，数万民众齐聚英国代办处门前，举办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对英帝国主义反华罪行的愤怒声讨大会”。大会结束后，因英方未能在最后通牒截止日期内给出答复，众多造反派和群众，即便面对警卫战士的劝阻，依然冲入英国代办处，将该处的办公楼和汽车付之一炬。这一事件，自建国以来，引发了国内外极大的震动，成为一桩震惊中外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重大涉外事件。
北京外语学院的红卫兵部队首当其冲，勇闯西墙。在22时40分，众多群众组织纷纷发起攻势，猛冲代办处的正门；紧接着，仅仅十分钟后，一些来自高校的红卫兵战士又成功翻越了北墙。不久之后，从三面包围英代办处院落的群众已经汇聚成数百人之众。
造反派迅速冲入代办处的东、西两院，随即点燃火种。刹那间，火势迅猛，东院内的门窗、地板、汽车房、油库以及7辆汽车悉数陷入火海；西院楼内的3个卧室、档案室和2辆汽车也未能幸免，尽遭焚毁。北京卫戍区的战士们英勇扑救，同时从火海中成功救出代办处的十余名官员，包括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
（注：彼时，港英当局在香港拘捕了数名中国记者，并封闭了数家报社。外交部西欧司内的一些造反派，编制了所谓的“四十八小时通牒”，要求港英当局在48小时内予以释放相关人员，否则将采取相应措施。然而，英国政府对此置若罔闻。48小时期限过后，发生了火烧英代办处的事件。在此之前，外交部造反派曾提议由总参谋部派遣一个营的部队逼近香港，但此建议遭到了总参谋部的拒绝。）
8月23日凌晨3时，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陈伯达，以及兼任公安部部长职务的谢富治副总理，紧急召见了外交部《联络站》以及北京外国语学院“造反团”等外事领域内的部分群众派别代表。
周总理愤怒地斥责道：“外交的核心权力竟被中断了四日，这权力怎能被截断？我反复强调，你们却充耳不闻。‘北外造反团’竟敢擅自授权外交部，这不是荒谬至极吗？设立指挥部，中央授权给外交部的联络站，而联络站接手后，却向外发出电报，对陈、姬、乔等人定性。四天内将副部长和部长助理围困，不让其上班。今日竟有人纵火烧英国代办处。我们还要不要国家的尊严？”“这是对中央的公然藐视。”“若我再保持沉默，就是对毛主席的背叛。”他命令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造反团”立即从外交部撤出，并宣布封条无效。
英国代办处遭焚事件，对我国家国际形象造成了严重损害，对外交往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负面影响，我国政府不得不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以弥补损失。1971年二月，我国外交部出资完成了对英国代办处房屋的修缮工程。在该工程竣工后的24日，英国代办处举办了一场招待会，以庆祝修复工作的完成并迎接迁回办公。
我国代表未在此际场合对火烧英国代办处的经过予以说明，亦未对其修复表示祝贺。周恩来总理就此事件对外交部领导提出批评，指出火烧英国代办处大楼实为少数不法分子所为，我国党和政府均持反对态度。对于此事，理应向英方作出公开解释，即便是在其他各国大使面前，亦无不可。至于外交部为英国代办处修缮房屋，此事系经我批准，但在修复及搬迁过程中，你们却未向我汇报。
3月2日，周恩来在会见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谭森之际，对其阐述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经过。周恩来表示：“那晚，我等数人联名通过广播呼吁，劝阻围攻英代办处的人员切勿冲击、纵火，然不幸的是，那些不法之徒并未听从。你们的代办最终在解放军的保护下得以安全。在此，我们向你们表示祝贺，庆祝你们迁入新址。至于修复费用，理应由我国承担。”
代总长报告主席下令狠狠批
8月25日凌晨一点，周恩来总理于钓鱼台五号楼亲切接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他将王力于8月7日发表的讲话稿交付杨成武，嘱其携带至上海，并转呈给毛主席审阅，以期待主席的指导。翌日上午九时，杨成武抵达上海，随即向毛主席汇报了关于王力讲话、造反派推翻陈毅、夺取外交部权力，以及造反派纵火焚烧英国代办处等事件的详细情况。
8月26日，毛主席接见了杨成武，严肃地指出：“王力的这篇讲话极其恶劣。”“仅仅凭借几篇文章，他就滋长了骄傲情绪。”“需要给他降温。”“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核心人物，绝非善类。你只需向总理一人汇报，将他们逮捕，交由总理处理。”
毛主席接着对杨成武说道：“请你转告总理，关于戚本禹的事，看看能否争取一下。至于这三位，是否有可能进行分化？不过，总理在处理时必须严厉，务必批得透彻。”杨成武一边聆听，一边细致地记录，记录完毕后，他仔细检查了一遍，然后递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审阅后，将记录稿交还给杨成武，点头表示赞同，“没错，就这样。”“立刻着手办理。”
中午12时40分，杨成武同志抵达北京西郊机场，旋即前往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他取出记录纸，逐字朗读完毕后，将记录呈递于周恩来总理。周总理随即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于钓鱼台16号楼召开紧急会议。待全体人员悉数到场，周总理庄严宣布：“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破坏了文化大革命，他们不是好人，应予以逮捕。”王力与关锋随即被实施“隔离审查”。不久，戚本禹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此举无疑是对姚登山背后那些王力、关锋、戚本禹之流的政治生涯做出了终结的宣判。
8月30日，部分群众团体聚集在外交公寓门口，举行抗议活动，以表达对英国政府默许部分暴徒攻击我国驻英代办处，并对我国工作人员实施暴行的强烈不满。姚登山在得知此事后，迅速赶至现场，指派人员安装扩音设备，布置了揪斗的现场，并指令相关人员与新华社取得联系，请求派遣摄影记者前来进行现场拍照记录。
在场的卫戍区负责同志建议“抗议书可由英方人员递交，无需将英国人召至楼下。”然而，姚某坚决反对，言辞激烈：“若连这小小要求都无法满足，实乃不妥，革命精神岂能如此。”一切准备就绪后，姚某指示外交部的一名工作人员，以礼宾司的名义拨通了英国代办唐纳德·霍普森的电话，并限期他在十五分钟内赶到门口接受抗议。
一经处理完毕，竟有人上前对其头部猛击，扯拽其发。姚某在外交公寓指挥对英国驻华代办进行揪打，由此引发了一场新的严重涉外事件。
姚登山在东交民巷15 号外交部食堂召开外事口群众组织代表会议上，把“三砸一烧”（即6月18日砸印度使馆、7月3日砸缅甸使馆、8月6日砸印尼使馆和8月22日火烧英国代办处）称为“革命行动”，狂妄地说“过去砸了，烧了，就让它过去吧。”
8月31日，周总理亲切接见了外交部《联络站》的核心组成员、姚登山以及部党委的各位成员。在此次会面中，总理对八月份发生的系列重大政治事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对姚登山及其《联络站》负责人所提出的“七人领导小组”方案给予了否定。此外，总理还直接指出了姚登山四处煽动事态的不当行为。
周总理严肃地指出：“此乃节外生枝，无中生有，实乃破坏无产阶级领导核心的阴谋，其行径令亲近者痛心疾首，令仇敌暗自窃喜。”周总理进一步强调：“当前，国内极左思潮与行动已对我国的对外交往产生严重影响，损害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甚至使我言辞都变得无力。”
9月1日，周总理及中央领导同志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们传达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令，并指出外事部门的工作已完全偏离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导方向。他们揭露了一小撮极左分子（恶劣的头目）从极端左倾的立场出发，试图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根基。同时，他们还明确指出外事部门中存在敌对势力，并对外事部门中一小撮极左造反派的政治命运做出了公开的宣判。
同日，姚与《联络站》核心组成员数人预感学生会成员将前往抄查姚的住所。他们协助将姚家中电视机、录音机等贵重物品转移至东交民巷30号外交部大楼，姚自此不敢再于家中过夜。当夜11时左右，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学生首次抄查了姚登山的家。
9月2日，姚登山家再次遭遇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学生的抄家行为（这是姚家第二次遭遇此类事件）。当时，姚登山选择躲避于东交民巷30号的外交部大楼之中。
9月3日凌晨，姚登山家再次遭遇风波。当天，《联络站》与“九·九兵团”的核心成员声称，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红旗大队”将前来外交部，意图将姚登山捉拿。他们以“守护国家机密”为借口，煽动部分民众前往东交民巷30号外交部大楼，保护姚登山，甚至试图撕毁大楼内所有“打倒姚登山”的标语。至深夜10点左右，姚登山家遭遇了第四次“炒”事件。
9月14日，我国外交部对“王八·七讲话”展开严厉批判，同时，姚登山被正式实施“隔离审查”措施于外交部。与此同时，驻印尼使馆特派一支战斗队成立“姚登山专案组”，专责对姚登山进行审查。
9月18日傍晚五点，周总理亲切接见了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外交部以及对外文委的领导干部、业务监督小组的代表和群众代表。姚登山也应邀出席了此次接见。在谈及姚登山的错误时，周总理严肃指出：“你在对外斗争中表现出了勇敢，我对你的能力评价是充分的。正是我派遣你出国，也是我亲自来接你回国。我还将你推荐给毛主席，并且报纸上还刊登了你们接见的照片。然而，你却陷入了迷茫。你的行为干扰了外交部的工作。你不仅前往外贸部，还在第一、第二外国语学院发表报告，甚至四处奔波，个人主义情绪膨胀。身为司级干部，尽管你向我承认错误，表示愿意进行检讨，但你并未真正认识到错误。”
周续言：“那日（即8月27日）上午，我在会见外交部‘联络站’等团体代表之际，他们竟将我逼至这般境地——彼时总理盛怒，怒至心脏病发作。而你静坐一旁，默然不语……连我的医生都对此表示不满，甚至有要对你采取行动的迹象。你对阶级情感似乎已经淡漠。我对你的感情，许多人皆能察觉。然而，你对此似乎毫无感触，泰然处之，这真令人费解。”
9月24日凌晨4时，毛主席乘坐火车自南方抵达北京。此刻，外交部办公厅科员王海容已在中南海恭候多时，随即向毛主席汇报了外交部运动的相关情况。在提及王力的“八·七讲话”不得人心时，毛主席直言不讳地评价道：“王力之讲话，实乃大大的毒草。”毛主席进而引述了两句古诗：“时来天地同心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王海容对古诗的意境感到困惑，却又不忍打扰主席，生怕打扰了主席的休息。因此，她决定回外交部，约请刘华秋（外交部办公厅科员）一同前往，向她的祖父王季范老先生（一位国学大师，也是毛主席的表亲）求教。王老先生向他们解释道，这两句古诗出自唐代诗人罗隐之手。在深思熟虑之后，他们认为诗中的“英雄”或许是指王力。
9月27日，王海容、刘华秋等十一人公开发表了《八·七讲话是大大大毒草》的醒目标语。紧接着，外交部接连召开会议，并在会场内外张贴此类大字报，致力于清除王力讲话所遗留的负面影响。在每次的批判会上，姚登山均需出席并接受相应的批判。
10月26日，姚登山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红卫兵抓捕至校，被迫出席了一场以“彻底清算姚登山罪行”为主题的会议。在会上，学生们将他称作“外事口的政治扒手”。无奈之下，姚登山被迫签署了所谓的“认罪书”。
在所写的“认罪书”中，姚同志坦承自己犯下了极端严重、原则性的政治错误。他对于错误毫无察觉，甚至误以为自己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遵循总理的指示行事。因此，长期以来，他未能直面自己的过错，未曾意识到存在的问题，认识进步缓慢。他的错误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为此，他向毛主席和革命群众诚恳地请罪。这份检查我已撰写了十余日，如今已是第六稿，仍显得不够深入。
在所撰写的“认罪书”中，姚详细罗列了自己的主要过失。结尾处，他郑重承诺将汲取教训，切实改正错误，并誓言不再掩饰过失，痛改往日之非，决心重新塑造自己的品格。
首都红卫兵精心编制的《揭露政治扒手姚登山》宣传册
随后，姚登山于专为彼所设的“学习班”内坦陈己事，晚间得准许返回家中。然而，到了1968年5月28日，他遭到了“隔离审查”的处分，自此不得归家。紧接着，在1969年11月18日，他被下派至湖北省外交部所属的“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
1970年2月10日，在“批极左、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中，湖北的“五·七干校”特地针对姚登山开设了“学习班”，迫使其交代“问题”。11月30日至12月8日，共举办了九次规模不等的大会和小型会议，对姚登山进行批判。紧接着，他被押送到湖南、江西、山西等省份的外交部“五·七干校”，在那里接受了群众的批判。在“五·七干校”被群众隔离审查了四年之后，姚登山于1970年12月16日被强制带回到北京。12月30日，外交部召开了一次大会，对姚登山进行了公开批判。
在上级的批准下，1971年6月11日午后，外交部于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了“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姚登山大会”。来自外事部门及其他领域的超过一万三千名人士齐聚一堂。会上，外交部群众代表纷纷发言，揭露并控诉姚登山的“十大罪状”。整个大会气氛热烈，群情激昂。外交部群众强烈要求专政机关对姚登山实施逮捕并依法惩处。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代表现场接受了群众的要求，将他立即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身份逮捕。大会结束后，姚登山被关押于秦城监狱，历经近九年的牢狱生涯。然而，相较于其他同案者，姚登山还算幸运，在他有生之年，相关政策得到了落实。
1980年5月，当外交部党委对姚登山的案件进行复查之际，党委内部意见并不统一。刘振华副部长，当时主管政工工作，并在1988年9月重返部队后荣膺上将军衔，在党委会议上发表言论。他指出，尽管在外交部普遍认为姚登山品行不端，但对他仍需执行相关政策，明确其问题所在，并作出相应的处理。他进一步强调，姚登山确实存在过错，其中一些过失颇为严重，但这些错误均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并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因此对他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作出结论。他已在狱中度过九年，这样的经历足以使他深刻汲取教训。
经充分讨论，按照当时的政策精神，外交部党委做出的结论是，姚登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犯有严重错误，他犯有反对周总理、坚持打倒陈毅等错误。对他的处分是：留党察看一年，期限自1971年11月起至1972年11月结束。然而，当外交部公布这一处分时，姚登山的察看期已实际结束，因此该处分对其实际影响已经不复存在。
1980年8月，姚登山重获自由，恢复至原来的行政10级待遇，随后回归了普通人的生活轨迹。到了1985年，他办理了离休手续。1998年，姚登山在北京逝世，享年80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