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7-10 新闻动态 159
世界很大，但我们的目光很小，且总是偏心。那些能占据媒体头条、激起公众短暂义愤的灾难，与那些在沉默中腐烂、几乎不为人知的悲剧之间，横亘着一道选择性的屏障。政客与普通人一样，在分配有限的同情心和担忧时，遵循着一套不见诸文字的规则，聚光灯打向此处，阴影便笼罩彼方。
此刻，全球关注或许聚焦于伊朗的核野心，或是遥远东方大国在南海的步步紧逼。当巴勒斯坦人在炮火下挣扎求生，也能短暂攫取世界一角的光芒。然而，在这片被照亮的舞台之外，是被遗忘的广阔黑暗。
我们的注意力资源确实有限，但更残酷的真相是，我们早已习惯了那些经年累月、却极少触及我们神经的冲突。疲惫感，加上媒体的喧嚣与政治的算计，最终催生了一种策略性的冷漠。
苏丹内战已导致数万人死亡，全国近半人口（约2600万）正滑向饥荒深渊，可在多数人的新闻推送里，这几乎不存在。海地首都八成土地被武装帮派控制，即便有国际力量象征性入驻，暴力和死亡仍在螺旋上升。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卢旺达支持的武装正大肆扩张，仅在戈马附近的战事，就迫使五十多万人流离失所，让该地区流离失所的总人口逼近骇人的250万。
还有也门，还有缅甸，那里的反抗力量正用血肉之躯与军政府鏖战，艰难地从黑暗中夺回一座又一座小镇。这些地方的共同点，似乎是张伯伦首相当年口中，那“遥远国度里我们一无所知的人们之间的争吵”。对贫困地区的固有偏见，叠加社交媒体将信息不断切割、稀释，使得这种忽视从无心之失，一步步变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选择。
一种选择性的失明，已成为这个时代的常态。
要理解这种遗忘的真实代价，不妨将目光投向北高加索的那片土地——车臣。其首府格罗兹尼，这座曾在2003年被联合国称为“地球上被摧毁得最彻底的城市”，如今已被强行抹平伤痕，一半是新建的浮夸建筑，一半仍是战争留下的破败模样，在强人拉姆赞·卡德罗夫的铁腕下维持着一种诡异的平静。
两场车臣战争，不仅塑造了一代人的童年阴影，更夺走了高达二十万条生命，对于一个总人口仅约150万的地区而言，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数字。战争刚爆发时，格罗兹尼入口处曾挂着一块写有“欢迎来到地狱”的标牌。
那片焦土，是人权活动家娜塔莉亚·埃斯特米洛娃生活与战斗的地方，也是她女儿拉娜度过童年的背景。在拉娜的回忆录里，战争并非某个新闻里的事件，而是渗入日常生活的背景音。学校教室没有门窗，醉酒的士兵会对着她们母女开枪取乐。是娜塔莉亚挺身而出，用严厉的目光和质问逼退了这些恶棍。
为了给女儿哪怕一丝假装的正常生活，娜塔莉亚将她送到远方求学，可讽刺的是，在那里拉娜却因车臣人的身份被同学嘲笑为“恐怖分子”。
娜塔莉亚的选择是留下来，直面眼前的深渊。她从未退缩，无论是公开记录卡德罗夫治下层出不穷的失踪、酷刑，还是调查俄罗斯军队犯下的随机杀戮。2006年，她的朋友，那位记录俄军暴行的勇敢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在莫斯科遇刺身亡，这非但没有让她胆怯，反而像一把火点燃了她内心的决心。
她拍摄秘密万人坑，为每一个受害者奔走立案，并召集已故朋友所在的人权组织“纪念”（如今已被俄罗斯当局强制解散）的同事们继续工作。
在一个人们会凭空消失的世界里，仅仅是记录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不屈的反抗。
这样的抵抗，自然触怒了当权的卡德罗夫。他对娜塔莉亚的调查怒不可遏，曾多次召她到官邸进行充满死亡威胁的训斥。他也尝试过收买和招安，2008年曾任命她为一个官方人权理事会的主席，企图让她闭嘴。娜塔莉亚只干了短短几周便辞职了。她太清楚了，在一个黑夜会吞噬一切、沉默即是同谋的国家，她绝不能停止发声。
她继承了母亲的反抗精神，她的母亲曾在保守的车臣社会中，为了她可以不戴头巾上学而与学校据理力争，尽管最终妥协，但反抗的种子早已埋下。
然而，到了那个时候，世界的目光早已从车臣这片土地上移开。早在唐纳德·特朗普挥舞着“美国优先”的旗帜上台之前，西方世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漫长泥潭中耗尽了干预人权问题的意愿。
特朗普不过是抓住了这种普遍的厌战情绪，并将“不再有永久的战争”这一口号，巧妙地扭曲成了对全球各地独裁政权不再干涉的许可证。他似乎对某个政权是否是独裁者毫无兴趣，这意味着，那些生活在暴政铁蹄下的人们，真的只能依靠自己，孤立无援。
强权的逻辑在全球范围内畅通无阻，如入无人之境。卡德罗夫在格罗兹尼城外为自己修建了极端奢华的官邸，里面有专属的赛马场、人工湖，甚至还有一个私人动物园。他曾半开玩笑地对来访的记者们炫耀，他最喜欢在那里和他的老虎、猎豹“交流”。这位统治者的骄奢淫逸与他治下笼罩的恐惧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世界对此多数时候选择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2009年7月的一个早晨，娜塔莉亚·埃斯特米洛娃像往常一样去上班，却在住所附近被一辆不明车辆强行绑架。她被塞进车里，拉到城外一片荒僻的草地，身中五枪，其中一枪正中头部。她的尸体被遗弃在路边的沟渠中。那一年，她的女儿拉娜，只有15岁。
当悲剧被遗忘，强权便开始重新书写游戏的规则。
娜塔莉亚生前的同事们，冒着巨大的风险，帮助拉娜逃离了车臣，最终抵达了英国。后来，拉娜在那里结婚安家，并给自己的女儿起名为娜塔莎，用这个名字来纪念那位在“地狱”深处选择了抗争、并为此付出生命的母亲。这是一个关于幸存、关于记忆传承的微小而坚韧的胜利。
可在更大的地缘政治棋盘上，娜塔莉亚·埃斯特米洛娃的死，甚至没有激起一丝哪怕微弱的涟漪。就在她遇刺身亡仅仅一年之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敞开大门，接待了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他们在电视镜头前笑容满面，亲切握手，共同宣布美俄两国关系在经历了一段“危险的漂移”之后，将迎来一次全面的“重置”（reset）。
关注与担忧的分配，从来不是一个关乎道德评判或良心呼唤的问题，而是一场冰冷、现实的权力与利益计算。当一个为揭露真相、为人权而奔走呼喊的活动家，可以被如此轻易地从政治议程中抹去，她的鲜血，她的牺牲，都必须让步于一场更重要的“重置”时，那真正被遗弃、真正孤独的，到底是谁？
